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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資源回收計劃簡報

 

背景
長春社在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到台灣考察三天,訪問了當地綠色團體、現任台北市政府官員和當年推行興建焚化爐的前政府官員,以了解當地推行回收制度和都市廢物處理的情況。

台北市面積22 179公頃,人口約二百六十四萬。台北現時有三個焚化爐和兩個堆填區(當地稱為掩埋場)。三個焚化爐為內湖焚化廠、木柵焚化廠和北投焚化廠,每日最高可以分別處理900公噸、1500公噸和1900公噸垃圾;兩個掩埋場為山豬窟垃圾衛生山豬窟和德福坑掩埋場。德福坑掩埋場容量為800萬立方米,在九四年六月關閉,山豬窟掩埋場容量為617萬立方米,在九四年六月啓用,當初預計到零四年便會爆滿,因此位於水尾潭的第三個掩埋場即將落成。

垃圾費隨袋徵收制度
台北市在二零零年七月開始實行垃圾費隨袋徵收和自願回收,到二零零五年實行強制回收。台北市在九九年平均每日產生2 970噸,到零零年八月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後,垃圾量下跌至1 680噸,即減少了43%,到零零年。回收量則由九九年的分之2.4%跳升至零零年下半年的8%

在垃圾費隨袋徵收制度下,垃圾收集車只會收由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指定的專用垃圾袋。垃圾袋售價為每公升新台幣五毫,市民可以在指定的地方如便利店購買。在此之前垃圾費是按每月用水量計算,隨水費一起繳交,一個三人家庭每月垃圾費約為新台幣144元。按九九年的垃圾量計算,在隨袋收費制度下每戶每月的垃圾費要新台幣150元,但資源回收則不用收費,以提供經濟誘因讓市民減少廢物,多回收。違規人士可被判罰新台幣1 200元至6 000元;使用偽造垃圾袋更可被罰款新台幣3萬至10萬元,舉報的市民可以獲得兩成的罰款作為獎金。

在推行的頭一個月,在收集到的垃圾袋中,只有0.06%不是專用袋,一年後平均每日收到的221 443個垃圾袋中,只有24個不是用專用袋,成功率幾近百分之一百。

零零年一月一日開始,台灣十個地方實行垃圾強制分類,台北市為其中一個地方。在強制分類下,垃圾分為一般垃圾、資源垃圾和廚餘。如有違規,罰款為新台幣1 200至6 000元。台北市已定下要在2010年達至「垃圾零掩埋、資源全回收」的目標。

宣傳工作及社會參與過程
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局長陳永仁在接受本社訪問時指出,如果單靠環保局推動計劃,他保證計劃一定失敗。他表示,台北市在九七年也曾推出類似計劃,但以失敗告終,原因在於宣導不足,沒有好好和市民溝通,也並非由整個市政府共同推動政策。

垃圾費隨袋徵收分數階段進行:零零年四月至五月為宣傳期;七月至九月期間市民不用專用袋丟垃圾會遭警告,屢勸不改下才會被罰款;由零零年十月開始,違規人士會即時被罰款,不會再有警告。

在制度實行前,市政府舉辦了十七次訓練課程,共訓練了2 100人,作為訓練其
他市民的「種子教師」,其中兩次訓練更專門為小學和中學校長而設。

市政府也走到地方上宣傳:直到零零年六月十六日,在地區舉辦的說明會共349場,共有435個里(台灣的地區組織,約5 000 至6 000人為一里,里長由選舉產生),36 518人參加。此外,市政府也為大廈管理員和清潔人員分別舉辦98場和303場說明會,並且到210個宗教團體及廟宇以及205間教堂解釋。

當地綠色團體推動回收角色及對政府政策回應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及唭哩岸環保志工團均是在台灣帶頭反對以焚化爐作為解決廢物問題主要手段的綠色團體,但對於政府的回收分類則十分支持。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陳建志透露,市政府在以前對分類計劃有抗拒,說民間沒有水準,但經民間團體在社區推行試驗計劃,發覺成功率竟有七成,他們也認為抗拒也不是辦法,唯有接受。

本身住在北投焚化廠附近的唭哩岸環保志工團總召王培英表示由於回收分類是很好的政策,他們自願做監察和到地方做宣傳。他指出,民眾一般願意配合,因為回收對他們有好處,除了每月的垃圾費可以減少以外,對市民本身的健康也有益處,因為回收的資源越多,拿去焚化的垃圾越少。

陳建志認為實行回收制度可以把民間的環保力量帶動起來,因為可以激發市民組織環保義工隊在每一個垃圾收集點作行宣傳和監察,看看有沒有人違規;由於有民間的督促,因此制度一推就非常順利。

成功關鍵
總結台灣之行的經驗,長春社認為台北回收分類成功的主要原因在於:

政府決心—台北市政府有時間表逐步由自願回收到強制回收,到2010年實行資源全回收,而且有實際策略配合,並非空喊口號。

政府高層全力支持—由於分類回收是改變市民生活習慣的政策,正如陳永仁指出,單靠一、兩個政府部門根本不能成功推行;台北市由市長馬英九牽頭,親自拍攝宣傳海報,市政府的主要官員口袋也備有專用袋,出席公眾場合時一定要拿出專用袋宣傳。市長及副市長也會抽問部門首長有關垃圾費隨袋徵收制度的問題,如答錯會被罰新台幣100元

各部門互相配合—除主要官員外,各部門之間也互相配合,各施其職搞好回收制度。例如地區的宣導的工作由民政署負責,學校方面由敎育署負責,警察也要配合,在推行初期每日有4 500人次檢舉違規人士。

全民參與—台北市政府非常著重宣傳和教育工作(他們稱之為宣導工作),一方面可以讓制度實行時更順利,另一方面也可以減少和民眾之間的抗爭。陳永仁表示,回收分類制度一定要「人性化」,不能只靠罰則;在實行隨袋徵收時,分類回收只屬自願性質,但由於宣傳得宜再配合經濟誘因,因此可順利過渡到零五年一月一日的強制分類制度。

經濟誘因—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副局長詹烱淵指出,中國人節儉,要他們真金白銀購買專用袋會肉痛,自然回減少製造廢物,增加回收。由於回收量大增,也刺激了民間的回收行業;如把私人的回收商計算在內,台北市在零四年的回收率高達35%。

香港可借鑑之處
甚少有制度可以一成不變由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但台灣成功經驗確有不少值得本港參考之處。

本社認為,必須要經濟誘因和強制執行雙管齊下才可達成全民回收。本港現時純靠自願性質推行回收,政府已做了十多年如三色分類回收筒的宣傳工作,但一直未能提升至實際行動的層次,也沒有定下實質的時間表。

本社促請政府下定決心,定下明確本港廢物問題的時間表,最終必須推行強制回收。各部門也必須配合,不能抱著回收只是一個政策局或部門的心態。而分類必須從源頭做起,也即是從家居做起,否則和冷飯菜汁或紙尿片等混在一起,除花費大量資源清潔外,對環境衛生也會構成嚴重影響。

對於如何解本港的廢物問題,長春社有兩大原則:第一是本地產生的垃圾不能運出香港以外。把垃圾運出香港只是把問題轉移,根本沒有解決問題,更沒有任何誘因令市民減廢。第二個原則是我們每一個人也有份製造垃圾,因此每一個人也有責任出一分力。

正因如此,長春社認為區議會的角色十分重要,如台北沒有了地區組織「里」的參與,也不可能如此順利推行回收制度。本社建議增強區議會的參與,讓他們有在廢物處理上的實際權力和責任。